莱茵论坛在中国(第六期)讨论会回顾

文字:尹波
图片:火鸟 & 林太平

2016年4月2日星期六,一场不约而至的朦胧细雨滋润着苍洱大地,给燥热的大理古城带来了许多凉意。“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这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著名诗句,这句话用在此时此刻的大理,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下午14点左右,位于大理古城九隆居荟庐的晓诗家,已是宾朋满座、胜友如云。这里即将进行一场关于公益方面的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是由莱茵论坛在中国举办的第六期活动。本期特别邀请了一位在中国坚持做了10年公益的知名人士——林太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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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太平先生是中国民间公益领域的领军者和元老级人物,然而谁能想象得到,他今年年仅28岁!在本期的莱茵论坛上,林太平先生将以他的亲身经历和所思所想,同与会的来宾朋友们进行讨论:“草根公益人在公益环境不健全情况下所遭遇的尴尬和对公益发展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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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特性的活动,自然受到很多关心公益事业的热心人士的关注和欢迎。因此,晓诗家早已聚集了不少老朋友,如火鸟老师、东羽先生、刘老师、崔老师等等,此外还吸引来一些新面孔,比如留德博士韩老师,哲学博士严博士,和同样是公益人的杨师傅等。此刻大家安坐于晓诗家的客厅内,喝点茶、吃点零食,自由交谈,满怀期待着讨论会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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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想起,前几天我在仔细阅读关于这次活动的宣传资料时,竟然意外的发现,我曾经在晓诗家多次见过今天的特邀嘉宾林太平先生。有一次我们几个人还一起去参观一家围棋子展览馆呢,一起同行的还有一位是女高音歌唱家。
然而谁能想到,这位体格消瘦,留着长辫,戴着眼镜,言语不多的儒雅男子,竟然就是从事公益事业10年的林太平先生。他最与众不同之处是骨骼清奇,眉头微凸,不怒自威,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感觉。我估计任何自称是眼盲的人只要见过林太平先生,都忘不了他的那双非常冷静,冷静得可怕,却偶尔流露出柔情的眼睛。似乎这双眼睛见到过太多太多的东西,以至于眼里失去了年轻人本应有的多彩神色,只剩下经历过大喜大悲之后的冷静与安详。因此这双眼睛仿佛可以刺透所有伪装,直抵别人的内心深处。这也难怪邓志新博士感叹道:“很多人和太平初次见面,甚至都不敢直视太平的眼睛!”
人员来齐了,本期莱茵论坛活动正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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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邓博士向大家进行了活动介绍,并讲述了他与林太平先生之间的渊源。此时,我们才了解到,林太平先生不仅仅公益事业做得很有影响力,还喜欢琴棋书画,并且是一个动手能力超强的多才多艺的人。晓诗家门口的招牌“荟庐”两个字就是林太平先生的手笔,底下是林太平先生的署名:司空。邓博士还笑着跟大家说,他与晓诗的姻缘还是林太平先生牵线搭桥促成的:因为他第一次偶然来到这里,就注意到晓诗家的大门上贴着一张林太平先生创办的“大格局助学”的标志和二维码。邓博士的话语中,自然地流露出他对林太平先生的欣赏和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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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邓博士简要的陈述了莱茵论坛的由来和一些西方国家公益事业的发展现状。莱茵论坛是正式注册于德国前首都波恩的非盈利机构,06年成立,进行学术交流活动,至今已坚持整整十年了。德国慈善方面的制度完善、民众理性,氛围优良,整体环境非常适宜慈善事业的发展。邓博士也提到,他08年回国,在北京时就职四年的国际森林协会(TFT),也是总部在日内瓦、注册于英国的慈善机构,而英国也是世界上慈善法律法规制度最健全的国家之一。
接下来,邓博士邀请林太平先生和大家分享他10年公益活动的历程。
林太平先生首先就直言不讳的讲道:“中国无公益土壤,虽然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某些方面却担心你的公益做好了,就有可能暴露出社会不好的一面。同时现在的公益政策不太好,有些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你,限制你。”
“中国将于今年9月份颁布实施的《慈善法》,遭到无数人的抵制。《慈善法》中最限制人的一条是从事公益活动的行政支出比例,由以前的15%,将改为10%。如果行政支出超过10%则属于违法。而且,上级主管部门如果怀疑公益机构哪里有问题,就可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介入调查,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容易让很多‘不懂事’的机构受到某些方向性打压甚至可能遭到解散。希望在九月份《慈善法》正式生效以前能听听公益机构公益人以及社会大众的声音,把不合理的地方斧正,把还不完备的地方完善,比如公益知识产权这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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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是没有公益概念的,只有慈善的说法,很多人都可以自由的捐资捐物。现在的公益概念是从西方传过来的,由于国情不同,从而产生了很多问题。现在国内向西方学习公益的做法,比如经费透明、科学管理等等,但是在中国很不好执行。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买一卷胶带,但是开不了发票,最后这个只能自己掏钱买单。”
“在西方,公益事业的方方面面都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需要耗费太多的。但是在中国做公益,就需要和方方面面打交道,变成了做公益需要到处求人,这势必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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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民众对公益缺乏正确理性的认知,对公益机构和公益人存在很多的误解。许多中国人认为自己捐出了100元钱,我们就必须把这100元钱一分不少的交到受捐助人手里。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们为了这100元钱可能需要辗转周折,耗费了许多人力物力才能把钱交到受捐助人手里,就算转账也要手续费。有一些慈善机构宣称‘零成本公益’,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他们是用自己的钱,去填补公益活动和项目运作的成本,于是对外宣称自己做的是‘零成本公益’,但是这‘零成本公益’的说法就害惨了很多公益组织。‘零成本公益’好比是说天下有免费的午餐,就像是永动机一样,根本就不可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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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真的听着林太平先生的讲述,才知晓现在中国的公益事业会处于如此举步维艰的境地。一位姓刘的老师提出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问题:“请问你们目前做的公益活动主要是针对哪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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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太平先生回答:“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农村的困难学生,虽然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学费书本费免了,但是变相的其他费用越来越高。现在学校里需要学生考出好成绩,这就得买一些课辅教材,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要花不少的钱。同时,现在学生的校服一年一个花样,也要花费一定的费用,每年各种疫苗预防针也要交好几次钱。对于学生的营养早餐问题,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研,每餐的国家配额是3元,可是要从这部分经费里面扣除材料、运输、人工等成本,实际到学生那里就没有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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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博士补充道:“中国还是交易成本高、制度效率低,额外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了,因此造成的浪费也大,所以公益运营的成本相较而言也高。并且这些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公益领域,差不多是各个行业普遍面临的局限。”
林太平先生赞同:“确实如此!我们做公益活动时,很简单的事情都要去求人,托关系有时候还要自己花钱请客吃饭。把一件好事情做成,也需要绕很大的圈子!因此我们的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听到这些话,大家的心里同样也是特别不舒服,为什么在中国做公益还得四处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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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老师说:“西方的神父、教堂都是比较有钱的,都是受捐助而来的。而且在西方从事公益活动根本就不需要去求人而是受人尊敬的。”
林太平先生赞同:“在西方,公益事业根本就不需要端着盘子去要钱,可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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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老师接着说道:“有《慈善法》总比没有《慈善法》好。”
林太平先生回答:“公益机构是无法避免行政支出的,不然就得自己花钱把项目和活动做下去,我搞了10年公益,这10年我一分工资也没领,自己还倒贴进去50多万元!如果没有行政经费,人员没办法发工资,房租水电物业费网费电话费只能由组织者自己出钱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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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诗也表示认同:“公益人也是人,也需要生存,他们都把时间精力花在公益事业上了,他们的收入就是靠公益机构所发的工资。如果行政费用再降,机构越做到后面越困难!”
林太平先生为了公益事业,反而自己倒贴进去这么多钱,让我们很是惊讶。
刘老师又问道:“大家都关心捐款的钱都到哪里了?你对此是怎么看的?“
林太平先生说:“在前些年,很少有人质疑自己的捐款去向,公益机构也没意识到该对捐款人有个合理的交代,这主要来源于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慈善捐赠习惯,但是经过郭美美事件以后,很多机构已经引进了西方的透明监督体制,根据我自己的体会,别人捐给我钱,让我去做公益活动,但是我无法给人家开发票,因此这笔钱根本就不敢要。之前很多明星艺人和企业也曾经想捐钱给我,可是我真的不敢接受。有一次,美国一个企业家向我这里捐款600美元,可是我却因此惹了很多麻烦,受到多方调查。”
刘老师接着问道:“那你们如果进行一对一的帮扶,或许就可以避免这些情况。”
林太平先生答道:“我们现在就在做一对一救助,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我们的做法是首先要考察捐助方和受捐方的经济状况、道德品行等等,以免在进行一对一帮扶中出现问题。现在我们有100多个这种对子了,其中去年在大理这边就有好几十个对子,而且一直持续着,不少人在一对一帮扶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双方孩子和家长都有很大收获,效果很不错。但是我们也遇到很多情况,比如受捐助的孩子想要MP3或缺钱了就会找捐助人要,如果从捐助人那里要不到钱就找我要。有的捐助人也有事没事给我发信息让我帮他去孩子家看看孩子或者其他过分要求,我自己也有自己的事情,从我这里到孩子家一个来回得两天,得转五六次车,还要徒步才能到达。很多捐助人总希望我免费帮他把本该他做的事情做好,就因为我是机构负责人,他们就觉得我应该义务为所有孩子和捐助人去跑腿,他们忽略了我面临的巨大的经济难题和时间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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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师从事教育工作多年,而且多次参与过贫困学生的捐助活动,因此她对这方面有很多了解和认识。她讲道:“复旦大学毕业的学生成立的一个基金会,每年都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详细了解孩子的资料,实地考察孩子的实际情况。不仅仅是从资金上帮助,而且从品行、思想上进行帮助。另外他们做得好的一点是一段时间进行定期追踪,定期下来辅导。”
林太平先生说:“我们的一对一做得比这还要细还要深,我们让捐助方住到受捐助方家里,让他们相互多了解,结成真正的对子。这是一个双赢的方式,不只是农村的家庭受益,城市里的孩子和父母同样受到好的影响。我们要对双方参与者都精挑细选,宁愿不做,也不愿别人把孩子带偏了。我们关注着孩子的家庭教育和成长方向,因此不以书本的成绩来下结论,而是以德行来论。”
韩老师问道:“你们对道德的要求是否过高了?”
林太平先生回答:“其实这样严格要求是对孩子负责,否则会好心办坏事。这是我从2007年开始在贵州、甘肃做了多年公益总结的经验教训。我曾经资助过一个家庭困难的孩子,但是他用我捐助的钱做了一些坏事。这种例子还有不少。因此钱对于某些人来说,不一定是好事。用钱去帮助人,也许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那个孩子,如果他没有得到我捐助的钱,他也没机会去做那些坏事。中国的佛教信徒观念里,捐款就意味着在行善。可是在我看来,这不完全是行善,而且方法也不完全正确。”
除了关心农村孩子的成长,刘老师还极为关注现在农村出现的一师一校问题和农村教育的特殊性问题。
林太平先生回答:“农村教育存在太多的问题。农村教师的待遇很有问题,而且他们的教学水平有限,只求端稳饭碗,学生在学校不要出事就行了。教育部门培训农村老师,带老师们出外游览一圈回来,什么都没有学习,就当是培训了。”
看到林太平先生做公益这么艰辛,刘老师说道:“我有一个在美国做公益的朋友,用公益机构的形式来操作,做得还是很顺利的。”
林太平先生感叹道:“我何尝不想这么做,可是在中国却很困难。首先,注册公益组织需要提供各种证件,比如你的年收入证明、有没有犯罪记录?婚育证明等等,我的证件不全,年收入太低,去注册人家就怀疑你是不是注册机构来套钱骗钱。其次,在中国做公益,还要受到地域限制的。比如一家公益机构如果在大理注册了,就不能去大理之外的地区进行公益活动。我不仅仅要关心着大理的孩子,贵州、甘肃、青海的孩子我也不能不管啊。因此我现在不注册,就只能打擦边球了。”
林太平先生对教育现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中国应该施行情感式教学。现在的应试教育应该有所改变。为什么要把教育砍成几块而不把它有机融合在一起做呢?就像是一片树林,如果每一棵树都被修剪成一模一样,那多么的难看。社会主义是需要螺丝钉,但是生产出那么多螺丝钉干嘛呢?社会主义的建设还需要钢板的嘛,只有螺丝钉,没有钢板肯定是不行的啊!”
邓博士说:“教育应该让学生具有独立性,具有个人的思维。”
林太平先生说:“我们的教育出了很大的问题,问题越来越严重。但是中国人这么多,谁都不敢力挽狂澜地去改变这种现实。就像现在的大学扩招了,可是似乎没有什么作用。”
邓博士说:“很多名校的知名教授也担心清华、北大会不会演变成精致的功利主义者的基地。”
林太平先生说:“现在的名校都往利益方面挤,而不是安心做好本职工作。”
邓博士说:“中国近现代的大师都是民国产生的,民国之后,再无大师!”
崔老师说:“社会土壤出了问题。”
林太平先生说:“不只是公益方面,连医疗、教育、经济、工业等等,多数领域都出了问题。”
这些讨论让我们感慨,令我们深思。
这个时候,晓诗提出了疑问:“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义工,他们不去农村支教教育下一代,而是只愿客栈里当义工换个住宿,只顾自己的吃喝玩乐?”
林太平先生回答:“中国的很多志愿者都是盲目的,而且缺少必要的知识。我见过很多人什么都不懂什么装备都没有就冲往灾区去做志愿者,到了灾区除了把废墟和灾民当背景自拍发朋友圈其他的什么都不会干。在灾区不能帮助到灾民,反而吃住都成了问题,以至于灾民还得反过来去援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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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博士说: “慈善也是一种社会分工,需要专业人才来做。”
林太平先生说:“的确如此。有的人想去做支教,但是动机不纯,我就不让他们参与,因此受到他们的指责。但是过了几年之后,有些人终于明白过来了,特意再回来向我道歉。当时,我没有同意他们参与支教,是为了避免对孩子们造成不良的影响。”
邓博士说:“想做公益,需要有换位思考的能力,同情心和置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能力,而不能光想着自己。这对公益人的素养是有要求的,比如一个人走进门后,要把门扶好,照顾到后面的人等。”
林太平先生说:“因此,我们做一件事需要花很多时间,我们必须得设置门槛,要把控所有想参与的人的状况。很多人做事太想当然了,不了解各个地区文化的差异。比如我们带一些捐助者到少数民族聚居区时,他们对这些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文化等等都不懂,有时候他们说话和做事就令人不敢恭维。因此我还不得不给他们普及各种知识,以免引起民族矛盾。”
邓博士补充说:“尊重不同地区、种族的民俗文化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素质。我在2003年去非洲时访问时,当地的礼仪是给最尊贵的客人奉上一碗水。而这碗水,其实可能干净,也可能不很干净。但是当地的习俗需要尊重,不管你怎么想,都应该举碗致谢。”
这时候,我们才理解对捐助者进行严格挑选的必要性。
崔老师给出了建议:“林先生在做这些公益活动的时候,可以综合利用资源,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且不管做什么事情,人脉是首要因素。”
林太平先生回答:“确实如此,我们对捐助者进行严格挑选。对于这次没有被选上的人,我们可以安排他们去做力所能及事情。比如救灾时需要有人开车,发放物资时需要人手,这时候就可以邀请很多没能参与到其他活动的人做他们现在能做的事情。”
邓博士说道:“在做这些公益活动的时候,可能需要多沟通,多交流才行。”
林太平先生坦言:“和人打交道,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确实是我的短板。”
崔老师也说:“多沟通,多交往,也许无意间,很多人会帮助到你,很多问题都能解决。”
崔老师说得合情合理,这位林太平先生虽然和我们多次见面,可是我们很多人竟然不知道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公益活动。林太平先生真是和周围的很多人沟通得少了点,太过于低调了!
接下来,林太平先生向我们讲述了他抗震救灾的一些难忘的经历。
青海玉树地震之后,他在地震灾区成立了民间志愿者联合队伍,这支队伍总数最多是达到四千多人,在灾区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为抗震救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这支民间志愿者联合队伍由于影响力太大,同时披露了灾区很多的真实情况,使某些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后来不得不被划归到玉树州团委名下。
当玉树灾区转入房屋重建期间,林太平先生关注到灾民有着不同程度的灾后综合症。因此他给某些方面写了关于灾区精神文明体系重建的建议书。这篇非常具有实用价值的建议,基本原模原样的刊登出来了。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由于某些方面‘不高兴’,文章的署名居然变成了另一位大学教授的名字。
在玉树救灾期间,林太平先生每天看着人性的光辉和丑陋不断上演,有太多感动和揪心的事情。
有一个孩子被房子埋住了,等他们抢救出来时,孩子已经不行了。林太平先生眼睁睁的看着孩子在他怀里死掉。
一位当地老奶奶,被埋在倒下的房子废墟里,只露出上半身,当他们找到她时,老奶奶神志还清醒。志愿者十多个人拼了命搬砖石、木头,甚至手刨。然而由于交通、通讯基本被切断,大的物体搬移不了,几个小时过去,老奶奶还是没有抢救出来。老奶奶不通汉语,后面一直挥手,示意志愿者们离去、离去。志愿者们饥疲交加,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最后仍然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位老奶奶离去!
有两位73岁的老红军身着红军军装,从四川一路搭车赶往玉树灾区抗震救灾。有一位四川大邑县的志愿者,一直跟着林太平在玉树救灾,父亲去世了都没有回去……这一桩桩、一件件事,让他感到由衷敬佩。
此外,他讲到他亲眼所见的、很多远超常人所能经历到的人性的光辉、丑陋及无奈,笔墨所限,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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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林太平先生所言,他的年纪还不大,却经历过如此多的磨难,内心受到太多的刺激。所以他坦言:“玉树救灾回来后,我们很多人都不想提玉树救灾的事情,因为提了会不舒服,会很难受。”
现场一阵沉默,我们的内心无不深受震动!邓志新博士代表我们说出了心里话:“每一个为灾区做过事情的人,都应该被记住名字!”
林太平先生接着说:“灾难,会不断放大人性的善与恶。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尤其是2010年玉树救灾之后,性格就改变了很多。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坚持去做公益事业。这么多年来,我把自己的全部都投入公益当中,生活不可避免的出了问题。所以,我现在需要先暂停公益活动,先做点自己的事情来养活自己,现在就卖卖山上收集到的土蜂蜜等等特产,但是有一些人对我提出质疑和指责,说我是利用公益铺设好的道路来搞销售赚钱。”
邓博士说道:“我坚决相信人首先要为自己考虑。人的天性就是在局限条件下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是天经地义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连动物、植物也如此。只为别人,不为自己,这种思想是不对的、这种要求是过份的。”
林太平先生坦言:“所以,现在我也只能是量力而为了。”
这时候,严博士提议道:“有没有想过找几个人一起来做公益?”
林太平先生回答:“我的模式也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也有人愿意加入,但是他们的做法过于商业化。我们尝试过两次了,可是效果都不好。”
严博士说道:“那现在如果没有政策支持,也没有资本支撑,做公益肯定会很累,而且也不得不缩小公益范围。”
林太平先生回答:“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有了项目就专人专款专捐,绝不能把善款用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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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博士说道:“在西方发达国家,从事公益事业的公益专业人员的工资收入是基本上和其他行业差不多的。比如,国际慈善组织中国区的专业人员,平均月薪就有一万以上。但是在中国,深圳可能是管制上比较宽松的地方,而国内草根公益机构的工作人员,人均月收入很低。其实,发展公益事业最大的力量是商业的力量。比尔.盖茨做慈善成功的原因,是来源于其基金会聘请慈善专业人员、采用商业化运作、专业化规范管理,所以他能使得社会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各大商业品牌如百安居、雀巢、联合利华等在打造自己的负责任、绿色或可持续产业价值链的同时,影响和带动了其所处产业链上下游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或多或少地开始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旅程。”
林太平先生说:“讲到从事公益事业有工资收入问题,不少民众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他们想当然的以为做公益就是讲究奉献精神,不能有工资。如果有了工资,那还怎么能称之为公益?而且现在的公益机构收到的商业捐赠,是不能抵税的,这也极大地削弱的企业公益的积极性,毕竟不是每个公司都自己有能力做公益的。”
这时候,我向大家讲述了一个故事:“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制定了一条法律。凡是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如果有人肯出钱把他们买回来,可以到鲁国国库领取‘国家补偿金’。这个法律出台后,大大推动了鲁国人对本国人沦为外国奴隶者的救赎行动,产生了极好的社会效果。孔子门下有一个最有钱的弟子子贡,在周游列国途中,遇到一个鲁国的奴隶,就花钱把他赎回来。子贡自己承担所有的费用,不向国家报销。孔子就批评他:‘你的行为损害了国家的法律,因为你不要国家补偿,有了你这个‘榜样’,别人这样做了,也就不好意思领取国家补偿金了,赎回奴隶的积极性就没有了,其结果必然是赎回的奴隶会大大减少,而且这个法律的作用也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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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直认同这个故事的观点:要使人们做好事持续下去,就不能鼓励人们无偿地做好事。尤其是在公益事业上,不能因为你的钱多就不在乎这点工资,别的经济状况不好的公益人就是靠这份工资维持生活的。只有为从事公益事业的人提供必要的工资收入,以使得公益事业发展得更好。
林太平先生还讲到一个大家熟视无睹的东西——公益知识产权问题。他说:“公益项目设计等等也是有知识产权的!有的人偷用我收集的农村困难学生的资料背着我去搞募捐,最后揣着善款跑了,也有的偷用我的资料去搞募捐最后把善款挪来自己盖客栈,这些人就该受到法律的制裁!有的在我们一直执行的为期十年的项目计划中胡乱插一脚打乱你十年的安排,在公益行业侵犯你知识产权的状况太多了!”
邓博士说道:“在中国,模仿、抄袭流行。可是如果去维权,成本相当高!而且不只是公益行业存在这样的问题。”
林太平先生继续说道:“其实公益组织在中国不够团结,互相不互动,各种消息、资源不共享和流通。公益机构之间始终有防范,近年来开始变成了公益的圈地运动了。”
邓博士不由得感慨:“听了大家的讨论,尤其是太平这么多的细节分享,真正意识到在中国做公益真的不容易!”
林太平先生说:“现在,我不会主动去注册公益机构,而是我要把公益事业做好了,以便让某些方面来请我去注册公益机构。只有这样,做公益事业才会更容易些。如果是我去求某些方面,这只会让我处于被动的局面。”
邓博士补充道:“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现在的成就,其实大都和底层的突破、边缘革命有关,而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就拿包产到户来说,那都是安徽小岗村的农民们自发创造出来的。中国公益事业的未来,其实还是得靠真正的公益人才闯得出来。”
此时看一下时间,我们已经讨论了3个多小时,莱茵论坛在中国的第六期活动在这里接近尾声。
大家在讨论会上的畅所欲言,既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公益事业在艰难中前行的现状,也积极讨论了公益发展道路将何去何从。同时我们也为有林太平先生这样的公益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而由衷欣慰。我们希望中国的公益事业越来越好,希望林太平先生的真心付出终有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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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莱茵论坛讨论会让我收获极大,我强烈的感觉到,林太平先生和我的好兄弟高敏文极其相似。他们都是有着多年从事公益事业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遇到过不可胜数的坎坷,而且现在他们还在坚持着。
他们都是中国民间公益事业的脊梁!
我们走出荟庐晓诗家的客厅。
此刻雨后天晴,阳光和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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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值万物蓬勃生长的季节,正需要这场知时节的好雨!我们沐浴在金黄色的阳光中,痛快的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心情舒畅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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